至于德、奥、瑞等国，则鲜有采用此类名称者，大都称法律或法令汇编、日常法律或法令汇编等等。

律师是法治的重要维护者，也是法治的践行者，民主法治离不开律师。诚然，律师需要搜寻对自己当事人有利的证据并呈送法庭，在法庭上也要唇枪舌剑，义正词严，为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而竭力辩护，所以律师也需要精通辩术、善于辩论。

这种律师往往能赚大钱，被奉为律界精英、律师大佬。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西方国家的法庭辩论，许多律师把一些毫无道理的案子拿来无理搅三分，一些律师精通诡辩术，口若悬河，慷慨激昂，虽无道义可言，但最后居然能被法官支持。而律师是法律工作者，是法律共同体的一员。铁肩担道义，意味着律师不能完全受经济利益驱动，而应当以守护法治为职责。当前，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，各种社会矛盾多发，信访形势严峻，不少上访群众中仍然存在信访不信法的现象，加上现在司法公信力不彰，一些诉讼当事人对司法判决的公正性仍然持有怀疑。

甚至不少朝代如果讼师恶意挑起诉讼，一经查实，就要严惩。铁肩担道义，意味着律师要始终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。通过综合运用解释方法，力促法律适用尽可能地接近效益价值。

人类社会出于协调之目的，经过理论论证、实践检验的互动发展，已经逐步形成了相关的统一认识，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、罪行法定、罪责刑相适应等原则，还包括正当程序等等。要在司法审判过程当中，科学实现权利资源的优化配置。如何让裁判方式、判决内容实现案结事了，贴近效益目标，这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案情，发挥能动作用。司法机关要在法律的确定性和正义性之间保持平衡意识。

强化对诉讼行为的评价，诉讼费用的收取除了考虑胜败因素之外，还可以将诉讼行为是否合理作为诉讼费用分担的因素。关注司法审判的效益问题，主要源于对现今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之要求、司法审判之功能以及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的思考所得。

强调司法审判的效益价值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做法。司法审判效益价值的概念及意义 所谓效益，应是指某项事物或者活动对人类所具有的功能和益处。二是公平正义过于原则，实现方式多种多样。试想，法官如果无视既有法律，意味着整个社会将无规则可循。

虽然，我国对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缺乏系统梳理，研究成果呈零星之状，但是国外对此充分重视。上述无法可依的事实证明法律并不是司法审判的唯一标准。特别是在现有的司法制度和理念中，我们需要强调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，所以我们不宜用司法效益这个大概念涵盖司法公正、效率，但不能忽略司法效益的特有地位和价值，故对效益作狭义理解为宜。当然，除了以上讨论的合法、公正之外，司法审判还需要考虑合目的性，即考虑人类追求的正当目的。

正是基于无法可依或者问题法律的情形，我们提出了公正概念作为解决之策，以公平正义判断是非对错。构建大和解机制可以考虑借鉴以下做法：引入其他角色取代法官进行调解，避免我国由法官主持调解导致裁判时间浪费的情形。

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。法律通常是人民法院判断是非、对错的标准，司法判断就是依法判断。

从狭义角度看，效益又可以与公正、效率并列，作为一个独立的价值存在。需要明确，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统一在十八大前后有了认识变化。目前案件调解结案，律师费用反而减低的做法缺乏鼓励效应。这要求我们在追求依法治理的同时，还要讲求社会效果。这种手足无措的境地只会造成社会失范，而社会失范是整体的无效益。必须承认，治理国家离不开讲规矩，因为从人类历史看，规矩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。

司法机关过度干预或可能有失专业性，都将引起非议。从上世纪开始，国际社会掀起了法经济学、经济法学以及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等研究热潮，尽管各有侧重，但是它们都将成本效益分析引入立法、执法和司法之中，在法律运行中强调成本，追求效益。

此外，为提升经济实力，争夺世界话语权，实现中国梦，实现民族复兴，我国的法治建设在关注公平效率、司法为民之外，很有必要将效益价值纳入到目标体系，让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更好地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。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意味着实现方式的多样化。

但是，司法机关在制定公共政策中独立行使判断权，缺乏民主基础，如果决断不好，则容易成为专断。司法为民的表现之一便是提高司法效益，要求在日常的审判工作中树立起实质平等理念、以人为本理念、司法助弱理念以及契约和身份并重的理念。

这一论断在司法实践中并不乏见。很大程度上，执法和司法的使命就是保障法的确定性和安定性。案件久拖未结的直接后果就是损害社会效益。如何解决？将案件繁简分流、类型化审理与单纯的扩充编制相比，更加符合效益价值。

这决定了当我们研究法治、谈论司法时，不能离开效益。调整律师的收费标准，对提早解决纠纷，减少司法资源浪费的情形，应给予奖励。

假使司法机关完全抛弃公正、合法价值，意味着从根本上抛弃了效益价值。然而，我国审判程序设计尚未高度的正当化、便捷化和类型化，时效期间设置尚未足够的科学和灵活，难以实现简出效率，繁出精品的效益目标。

因此，对法治的功能、作用和地位要进行理性定位，明确其仅是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，不是目的。突破底线，意味着社会效益的根本丧失，因此只有在法律底线、法律红线内追求效益，才有可能具有正效益。

为何如此理解？从广义角度看，效益是司法审判的最高价值，公正和效率都包涵在其项下。二是从社会效益看，因为1平方米的宅基地之争影响了相邻两兄弟之间的和睦相处，付出了伦理代价。但是，每条道路的实现成本不尽相同，因此其中效益自有不同。法律所承担的社会功能，要求法官时刻考量，所下裁判是否可能导致社会失序、有无可能产生不正确导向，从而尽可能避免负面价值产生的不良影响，避免个案正义破坏制度正义。

可以说，没有法治就没有社会效益，遵守法治本身也是效益，它是我们坚守的法律底线。为此，司法审判人员可以基于个案实际情况，发挥主观能动性，在坚持法律、公正的前提下实现效益的最大化。

实现目的才是有效益的，否则只会是负效益。二是效益意味着特定事物的自身性质、规律、品质能够满足人的某项需求。

为此，要做到同样问题同样处理，不同问题区别对待，否则容易造成同案不同判，违背了法治的基本要求。二是人作为社会的主体，应该受到由人组成的国家及创设的社会制度之尊重。